全世界只有中国有互联网金融，美国没有，英国的互联网发达，金融也发达，但也没有互联网金融。

与此同时，要在金融工作中充分体现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还必须紧紧依靠行业内各级党组织和广大金融从业人员。理论研究者要与金融实务界、金融管理部门保持紧密沟通，实现产学研政有机联动。

党的百年奋斗历程表明，党领导下的经济金融工作为革命战争年代红色政权的诞生与壮大、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和国家经济建设、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繁荣发展、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作出了重大贡献。金融管理部门要从全局出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抓好统筹协调，集中力量优先处置可能威胁经济社会稳定和引发系统性风险的重点领域问题和重大风险隐患。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金融工作。对此必须保持清醒认识，做好充分准备。坚持全国一盘棋，抓好金融与其他部门、其他政策的统筹协调和整体推进——这是我国金融事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制度特色，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优化。

建立开放—保护的平衡机制，更好地兼顾利用外资与维护产业安全、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党中央决策部署中长期战略规划，做好金融发展的顶层设计和总体布局。数字平台进一步借助数字基础设施(例如互联网、4G/5G网络、智能手机等)的普及打通全国乃至全球的市场，并通过整合上下游产业链和供应链优化资源配置，有助于商家迅速扩大市场规模，促进商贸繁荣。

总的来说，平台提供的附加价值和服务让消费者在购物体验上拥有更多的便利、更多样的选择和更大的灵活性。好的平台定价机制应该依靠市场机制与监管政策共同发挥作用，兼顾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例如，电商和外卖平台主要对接的是消费者和商家，但随着物流配送重要性的显现，快递员和外卖员也成为平台中的关键参与者。这又会进一步降低商家在平台上获得的收入和利润，并提高其他订单面临的配送成本(部分固定成本无法在更大基数上摊薄)。

综上，平台定价和监管政策应该平衡好市场机制和社会影响之间的关系，兼顾结果正义与程序正义。比如，以用户搜索为切入点的平台公司，可以便捷地进入电商外卖、本地生活等其它消费市场。

在轻资产模式盛行的互联网时代，用户数据是最主要的资源，而与数据收集、存储、调用、分析和应用相关的投入在各行各业都可以普适性地转化使用。对商户来说，数字平台作为数字技术驱动的双边或多边市场，通过数字化和自动化打破交易的时空限制，有助于降低创业门槛、获客成本和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和盈利能力。例如，外卖平台与电商平台的不同之处在于部分环节是线下完成的，因此其规模经济、网络外部性和多边市场的特性介于纯线上平台(如电商)和纯线下平台(如百货公司)之间。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金融学与经济学讲席教授、 副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胡佳胤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助理教授、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 进入 黄益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数字平台 市场机制 。

如果平台为商家提供了广阔的消费者群体(比如帮助触达客户、实时匹配供需双方)，或者提供了数字平台的便利(比如自动化、数字化、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大数据分析)，那么定价相对于平台提供的价值来说是合理的。公共部门来负责基础设施的投资，或者保障行业基础设施对所有企业开放，是维系市场可竞争性的重要条件。例如，不少实证研究发现，报纸出版社或广播电台公司的并购提升了它们的市场势力，提高了广告商打广告的价格。一个切入点是从结果出发，对比平台的收费和平台为商家或消费者提供的潜在价值。

跨界竞争的普遍性将会让头部平台企业面临较大的竞争压力，从而一定程度上让市场均衡向社会福利最优的结果靠近。监管部门和反垄断政策应该重点关注降低市场的进入和退出成本，而非当前的企业数量。

程序正义与数字平台的可竞争性评估平台定价合理性的另一个切入点是从价格形成的过程出发，看平台经济的竞争程度：如果市场竞争比较充分，那么这样形成的定价相对是合理的。可竞争性对理解市场结构和反垄断政策有重要意义。

因此，平台的定价问题变得更加复杂，除了供求关系平衡和覆盖成本之外，还涉及到一定的利益协调问题，甚至承担了部分社会治理的功能。不同业务类型的平台，定价模式也会不一样，需要深入研判，不可一概而论。可竞争市场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市场的进入和退出是完全自由和零成本的。网约车平台更是如此，实时动态特征明显，也更加受制于线下人力物力的供给。这对搜索引擎平台来说也如此。数字平台赋予了人们线上消费的选项，让居民的消费跨越了天气、地理距离和出行障碍的限制，平滑了消费曲线，也激发了更多消费需求。

一方面，对于明显不合理的平台定价可以采取适当的限制措施，但重点应放在完善定价机制与规则，鼓励平台为消费者和中小商家提供更多基于数字技术的附加价值，而非坐收垄断势力带来的租金。 自亚当斯密以来，自由市场如何配置资源、决定价格，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平衡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之间的关系。

数字平台提供了公开、透明、便于查询、可预期的定价，引导全国各地的价格朝这一基准靠拢，有助于减少线下的宰客现象，为消费者提供更低的价格，更多样化的选择，和更省心的服务。轻资产模式盛行的互联网时代，用户数据是最主要的资源，而与数据收集、存储、调用、分析和应用相关的投入在各行各业都可以普适性地转化使用。

另一方面更需要给市场竞争创造更包容的政策环境，比如通过降低进入门槛增强行业的可竞争性，减少行政性的对平台微观经营的直接干预，将政策性力量更多地集中在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上，让市场性力量发挥价格发现和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为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塑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数字平台提供的第三方担保和交易工具还从金融角度保障了支付的安全性和交易的可靠性。

数字平台有助于降低市场交易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增强消费者的信心。而当前中国平台经济政策从专项整治走向常态化监管，这项任务变得尤为重要与迫切。数字平台定价应兼顾市场机制与社会影响数字时代的平台定价问题有其特殊的复杂性，有以下几点体现：第一，数字平台不只有双边市场，还有多边市场，常常有三方甚至更多方市场参与主体在平台中互动。尤其是在互联网巨头之间，进入彼此的市场领地变得非常容易。

而平台经济的发展则为这个古老的争论增添了新的视角。许多研究都表明，数字平台在创造就业、鼓励就业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价值，在带动相关就业、提高劳动者收入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第二，尽管数字平台普遍具备一定的网络效应、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特征，但在行业层面有很强的异质性，平台之间的差别很大。而平台是否具有垄断地位，很可能并不仅仅取决于当前平台所在的细分领域大企业的数量(一家或两三家)，而要考虑整体的竞争压力(比如是否有跨界竞争者和颠覆式创新者的存在)。

这一效应在不同行业领域(例如媒体、电信和支付等行业)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然而，由于消费者不喜欢广告，这种结果反而提高了消费者福利。

视频短视频等流媒体平台主要对接的是用户(内容消费者)和博主等内容创造者，但广告商则是平台的重要盈利来源。因此，平台的定价模式往往与其业务特征紧密挂钩，相应的监管政策也应依据平台特征来适当调整。哪怕一个市场上暂时呈现出垄断或寡头的市场结构，但由于潜在竞争对手的存在，其定价也有可能是合理的。但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最好能相辅相成，监管政策最好能够促进市场机制的良性运作，重点应该放在设置平台经济定价的一些基本规则，同时提升市场的竞争性，而不是简单粗暴地限制价格水平，这样就容易影响平台经济的市场机制，有可能会好心办坏事。

双(多)边市场的特性还导致平台定价存在着跷跷板效应，也就是说，某些提高一方价格的冲击通常会降低另一方的价格。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及其合作者提出了可竞争性理论。

政府与市场各自扮演的角色也需要厘清。因此哪怕这个市场上暂时呈现出垄断或寡头的市场结构，其定价也仍然遵循社会最优的边际成本定价规则。

在双边市场上，消费者和商家的退出会彼此强化，最终导致社会福利的损失。通过数字平台而实现的线上消费还有着稳定经济和包容普惠的作用，在疫情防控等线下活动受限时期发挥着平稳运转、对冲下行风险的重要功能，也持续为老弱病残孕等因身体因素不便外出的人群带来便利，在民生保障中发挥积极的市场化力量。